反智传统：负心总是读书人？

0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倾向

中国自古就有蔑视知识的传统

“反智”的氛围一直弥漫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。“反智论”并非中国本土词汇，而是译自英文anti-intellectualism，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它自古就存在。学者余英时在《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》一文中指出，“反智论”并非一种学说或一套理论，而是在文化各个层面都有痕迹可寻的一种态度。传统中国的“反智论”与当前流行的草根文化、底层文化有明显的渊源，但也有基于时代背景的区别。

“反智论”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，一是对“智性”本身的憎恨和怀疑，认为智性以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、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，抱有这种态度的人叫做反智性论者；另一方面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轻蔑以至敌视，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，被称为反知识分子。反知识分子与反智性论者只是概念上的区别，两者在实践中很难区分，为方便论述，学界常将两者合起来，叫做“反智论者”。中国很早就有“反智论”，代表便是法家与道家。

道家主张愚民术 法家公开“焚书”

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，“反智传统”是较为复杂的历史现象。要理清其中的发展脉络，需从先秦诸子争鸣中寻找线索。先秦的诸子百家中，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属于影响较大的流派，其中“儒道法”三家直接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的格局。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是典型的“主智论”，而道家思想则与儒家唱反调，主张“反智”，与道家较有渊源的法家更是将“反智”从理论落到实践。

先秦的诸子百家中，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属于影响较大的流派。图为魏琨铭太极系列抽象油画。

道家老子与庄子的思想都有“反智”的成分，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老子的思想。老子认为，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无法控制了，所以他公开主张愚民。从老子思想中演化出来的黄老学派，与法家思想交融，深化了“反智”思想。老子的“反智”思想只是抽象的观念，而法家则将“反智”贯彻到现实政治中，“焚书”便是法家“反智”政治思想的归宿。法家对知识阶层的摧残与压制达到了极致。

儒学法家化：读书人也自我贬低

秦朝灭亡后，法家建立的制度在汉朝得以延续。与法家交融的黄老学派左右西汉政局达六七十年，其主张的“一道”思想，为君主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。汉武帝时期，儒学卷土重来，定为一尊。此时的儒学本身以及客观政治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余英时称之为“儒学的法家化”。汉初儒学的法家化最具特色的表现是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。汉初儒家抛弃了孟子的“君轻”论，荀子的“从道不从君”论，代之以法家的“尊君卑臣”论。

儒学法家化的典型例子是，董仲舒写作了《春秋断狱》，将《春秋》完全化为一部法典。两千年来，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无数文字狱与汉儒“春秋断狱”分不开，是儒家法家化的必然结果。儒家法家化使“反智主义”贯穿未来两千多年的历史。这种“反智”的传统在明清时代达到顶峰。如，龚自珍、郑板桥等知识阶层人士，在言论中排他性地抬高“农民”的地位，极度贬低“士人”的地位。

02负心多是读书人 农夫才是第一等

“重农贬士”：韩非子、郑板桥都推崇农民

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“反智论”有着深厚的传统与历史渊源，但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出现“反智”的观念并流传至今？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有关，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，生产相对封闭，生产出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个体家庭的需要，这种生产模式在传统中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，被历代王朝所宣扬和保护。

在这种生产模式下，农民作为生产主体，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，也因此拥有法理意义上较高的政治地位。传统中国的“反智主义”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“重农反智”的心态，即排他性地强调农民的地位，高度贬抑“士人”阶层。这种对农民排他性的强调形成了“士人”的知识原罪意识，以此为逻辑起点，推演出传统士大夫阶层特有的“反智”文化心态。这种文化心态决定了士人既被贬也自贬。

这种“重农贬士”的心态，从韩非子到郑板桥，一直延续下来。韩非子在“五蠹”篇中认为，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”而“工商之民”“聚弗靡之财，蓄积待时，而侔农夫之利”，皆为“邦之蠹也”；唯“富国以农”。郑板桥在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中写道：“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，而士为四民之末。”农夫种地“皆苦其身，勤其力，耕种收获，以养天下之人”，而读书人“一捧书本，便想中举，中进士，作官，攫取金钱，造大房屋，置多田产；其不发达者，乡里作恶，小头锐面，更不可当。”

这种心态源自小农特有的经济地位产生的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。这绝不是士人阶层单方面的自我贬抑，而是从最高统治者到自耕农形成的高度共识。知识阶层不过是将这种共识用文字表现出来罢了。

在这种生产模式下，农民作为生产主体，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，也因此拥有法理意义上较高的政治地位。图为赵曙光油画。

明清厉行“文字狱” 反智主义达到巅峰

汉武帝以降，法家化的儒学成为正统，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相辅相成。儒法传统奠定了君主专制的政体，小农经济则左右着政治的走向。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有一套朴素的规律，表现形式是王朝更替。王朝机制膨胀，与小农生产方式脱轨，就会引发王朝变天。新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上重建，传统既得利益阶层被连根拔起，统治层大换血。小农经济下的王朝规律无法形成绵延永续的贵族阶层，也就无法改变社会整体的“反智”心态。

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并非一成不变，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局部变革。如，费正清所认为的“宋代商业革命”就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。相应的，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也随之出现了改变，达到中国历史最高点。经历了辽金元的摧残与涤荡，新的商业力量并没有形成气候，小农经济依然回归主体。“重农反智”的思想重新得到强化，并支配了后续五百年的中国历史。明清时代的文字狱是专制政体“反智”达到顶峰的标志。

上文提到，传统的“反智主义”是以小农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，并与之适应。那么近代的反智主义如何形成的呢？晚近以来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中国，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。虽然作为经济形式，小农经济开始解体，但从数量上看，从事小农生产的群体极为庞大。这个庞大的群体是近代“反智主义”形成的经济基础。可以说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“反智”思想的肥沃土壤。

03知识是赃物：近代反智与民粹文化结合

知识是赃物：理想化的农民成为神圣的人

晚近以来，中国从闭关到开放，逐渐融入世界。传统文化中的“反智主义”思想，在新的思想文化环境下逐渐发挥作用。从刘师培到李大钊、瞿秋白，他们的思想演变显示的，是中国“反智主义”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轨迹。近代的“反智”思想与俄国民粹主义中的“反智主义”相结合，形成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式民粹主义。这种民粹主义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中的“反智论”。

刘师培的“反智主义”思想是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早期形态，更多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“反智主义”的成分，体现的是与传统的联系。刘师培推崇体力劳动，主张人人从事劳动，轻视脑力劳动。他发展了战国农家许行的“军民并耕说”，将“并耕”解释为“人人劳动”。提倡人人劳动的同时，他对作为“劳心者”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批评，说其“外拖狂傲之名，役使众民，仰其供给”。

李大钊民粹思想中的“反智主义”成分上承刘师培，下启瞿秋白，属于过渡型。他的思想主要体现为“重民”，即理想化的农民。李大钊在《低级劳动者》一文中指出，“凡是劳作的人，都是高尚的，都是神圣的，都比吃人血不做事的绅士、贤人、政客强得多”。他在《光明与黑暗》一文中认为，劳动是道德的来源，菜贩子、掏粪工“都是生产者，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”。

瞿秋白的“反智主义”更多呈现出俄国民粹主义中的反智特色。瞿秋白《知识是赃物》的理论来源是普鲁东的“所有权就是盗窃”等观点，明显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。此外，受托尔斯泰的影响，他将劳动者成为“劳动家”，并指出“知识多的人就用拟夺人家时间的办法去求得知识”。“反智论”发展到瞿秋白则完全陷入近代民粹主义中了。

李大钊民粹思想中的“反智主义”成分上承刘师培，下启瞿秋白，属于过渡型。图为李大钊和瞿秋白。

近代中国的“反智主义”从推崇劳动人民开始，以贬抑知识分子而告终，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。这种“反智”的思想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，更有独特时代的烙印，与民粹主义难分难解，最终陷入民粹的洪流中。近代民粹主义中的“反智主义”随着近代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得到强化，最终形成了左右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，给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。

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：全体国民都要学农民

以“反智”为特色的近代民粹主义几乎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。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时期的极端西化，都有着十足的“反智”倾向。当时的知识分子将孔子思想、礼教、汉字等视为古代历史遗留的糟粕，甚至一度呼吁汉字拉丁化。这种行为发展到更为极端的阶段，演变为将鲁迅的批判文章当成语文教科书，将历代农民起义当成全部中国历史。经过一场场运动与革命的洗礼，中国的精英文化出现断层。

学者汪敬虞认为，传统“反智主义”对“士人”阶层的贬低，使得“士人”阶层丧失了独立人格，不得不走向依附体制的道路。近代民粹主义下的“反智主义”将知识分子划为社会最底层，所谓的“臭老九”。这种行为使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集体失语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堕落对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，形成了“大师之后再无大师”的文化格局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毛主席号召大家向农民学习，并要求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略去特殊的政治考量不谈，仅仅从事实评价的角度看，这次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运动，开创的向下学习风潮，不仅没能解决中国城乡的三大差别，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知识断层。农村的“广阔天地”最终给一代人留下了永远都无抹去的伤痕。

尽管中国的农民具有诸多优良品德，但也不乏各种毛病，号召全体国民向下学习，根本无法提升国民素质，相反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各类丑陋现象竞相出现，知青们的农村印象并不佳，为了回城，大量知青开始“走后门”，给掌权者行贿，法国学者潘鸣啸认为，正是这种向下学习的过程败坏了中国的社会风气，造成了很多人挂着“为民请命”、“为穷人代言”的羊头，卖“钱权交易”、“政治腐败”的狗肉。

04知识就是力量：社会该提倡向上学习

重视底层传统 更应该重视贵族习俗

“反智主义”带来的一大危害就是对贵族文化和上流文化的否弃。贵族文化与底层文化是相对的文化现象，不适应物质社会的喧哗与骚动。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，精英文化的受众是受教育与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，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、价值判断与社会责任。早期意大利的精英主义学者主张精英民主的同时，将社会精英视为文明的创造者与社会进步的动力。虽说这种观点略有极端，但至少表明这个学派对知识阶层的重视。然而“反智”的中国传统却极力打压精英文化。

“反智论”与近代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想都将农民或普通劳动者视为历史的主体，这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错，但不能以此便将知识分子阶层排除在外，进而认为他们所创造的文化都是糟粕，实际上这是多数人的专制，对社会的发展并无良好作用。正视传统和历史，我们应该重视底层的传统文化，更应该重视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，人类应该向上学习，向更美好的生方式学习，高雅的东西不应该是被打击的对象。

尊重下里巴人传统但要限制庸俗文化

当前庸俗文化过于泛滥，已经造成了不小的社会问题。限制庸俗文化，为精英文化开辟道路，是当前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底层文化与精英文化是同种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，在文化心理上是同构的。正如郭世佑所言，皇帝老子与阿Q在心理上本质没有区别，不过是一个表现得阳春白雪点，一个表现得下里巴人点罢了。既然心理同构，我们就有理由引导人们向雅的一面倾斜，而不是向俗的一面靠拢。

人类应该向上学习，向更美好的生方式学习，高雅的东西不应该是被打击的对象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用高雅的文化引导人，让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与品位，让生活有格调，这样才能才能解决中国人“富而不贵”的现象，以及“老子谁都不怕”的“暴发户心态”。维也纳金色大厅里中国人的丑态以及“无知者无畏”的愣头青精神在当代应该限制在一定范围内，不至于成为主流文化取向。

尊重知识：现代中国该向上看齐

上山下乡的教训证明，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，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文化危机。向下学习理应遭到否弃，向上学习才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道。所谓向上学习，就是学习雅的文化，提倡阅读，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养。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其高度与厚度，中国自诩有五千年文明，但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在演讲中称，当今中国的文明程度再过百年也赶不上伊朗，言犹在耳，国人自当警醒。

向上学习，提倡高雅的文明，这才是国家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。古希腊的城邦就十分注重雅文化和贵族文化的传播，在那里看戏剧不仅免费，甚至成为公民的义务。英国人更是注重向上学习，普通英国人从不与贵族对立，反而将贵族精神作为学习的榜样，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与文明教养与这种向上学习不无关系。事实上，有教养生活讲究不应该是耻辱，即便是前苏联也从不否定艺术的价值，在苏联，人们以观看芭蕾舞为荣，绝不会以大声喧哗为荣。

告别“反智论”，向上学习而非向下看齐，转变思维方式，这才是中国通往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。

结语

穆罕默德说：“追求知识，甚而追至中国。”这应该成为任何有追求民族的共识。